这是一张浙江省人民政府第八专员公署于1951年2月签发的烈属证，它的背后隐藏着一段特殊的故事。
1918年8月，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一行8人，为处理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来到北京。是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京报社长邵飘萍是首倡人、促成者，被聘为研究会导师。因会长蔡元培校务繁忙，学习辅导等事项主要由导师邵飘萍等2人承担。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看到有关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招收会员的《校长布告》，立即报名参加。同月，毛泽东经北大杨昌济先生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为8块大洋。毛泽东等8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九号的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仅八尺的小屋里，夜间同睡在一个土炕上，一个紧挨着一个，谁要想翻身，必须预先告诉睡在左右两边的人。冬天，8个人只有两件棉大衣，外出办事轮流穿着。他们的居所距北大很近，离邵飘萍的京报馆三眼井三十七号也不远。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坚持到新闻学研究会听课，还多次到京报馆和邵飘萍家拜望邵飘萍。两人一见如故，常促膝长谈，探讨救国之道。邵飘萍亲切地称毛泽东为“小毛”，毛泽东则称邵飘萍为“先生”，称邵飘萍夫人为“师娘”。毛泽东每次到报馆和邵家都很有礼貌。有时，邵飘萍午睡未醒，毛泽东就在客厅耐心等候。毛泽东到新闻学研究会听课后，还创办了新闻学社，专门请邵飘萍前去讲课，又请邵飘萍资助了一百块大洋。邵飘萍为会员讲授新闻业务知识，热情地解答会员们提出的问题，并带着会员们实习。毛泽东白天外出采访，晚上写成文章，将文章印出并分送各处报社，以刊用的稿酬维持生计。后来，毛泽东觉得自己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中国更有利，便决定不去法国，留在国内，研究中国问题。
毛泽东心忧天下、四处奔波，常常身无分文。邵飘萍对此甚为感动，多次慷慨解囊，加以接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听课半年后，于1919年3月离开北京回到湖南。时间虽短，但与邵飘萍结下的深厚的情谊，从邵飘萍那学到的许多知识，对他后来主编《湘江评论》、创办平民通讯社等有很大帮助。
1919年12月，毛泽东领导发动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第二次到北京。此时，邵飘萍因参与五四运动遭通缉，流亡日本。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后，曾写信给北京的罗章龙，询问邵飘萍的情况，并说邵飘萍是他关心的人。
邵飘萍在日本出版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后，毛泽东就将《新俄国之研究》列为湖南自修大学的教学参考书，并成为他办的文化书社里的畅销书之一。
1926年4月，邵飘萍被北洋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之名杀害于北京天桥。十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49年4月，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繁忙日子里，毛泽东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并多次派人到京报馆舍慰问。
1974年，已经81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提到了邵飘萍。